那天飞机降落慕尼黑，我就感觉一切不对劲。手机静得出奇，没有一条短信，两个女人的电话也打不通。半个月前我从上海回来处理母亲的事，娜希德送我到机场，玛丽亚还在门口紧抓着车钥匙说会常帮我擦车。现在回到家，钥匙插进去转了几下，门纹丝不动——锁被换了。隔壁老太太压低声音告诉我：她们三天前搬走了。

我叫赵启明，四十六岁，在上海当出租司机多年，九年前来到了慕尼黑。三年前的一个夜里，我在火车站接到两个来自伊朗的姑娘。姐姐娜希德会一点德语，妹妹玛丽亚话很少，她们衣着单薄，想去郊区找亲戚却发现地址变了。我把她们先安顿在便宜旅馆，后来慢慢熟了。她们来自设拉子，姐姐学过护理，妹妹会画画，都不想回国被嫁掉。那时难民政策还没那么紧，留下来却也不容易。娜希德曾直截了当地说：你需要一个家，我需要身份，我们试试吧。我考虑了好一阵子，最后同意了，我们在市政厅办了手续，婚礼很简单。仪式上玛丽亚也穿了白裙站在姐姐身后，问我能不能把她也算作家里人，我答应了。

娜希德坚持让妹妹搬来同住，我一开始只是想帮忙，房子足够就让她们住下。日子慢慢过，屋子里表面热闹，但紧张感也在蔓延。玛丽亚对姊姊的眼神常让我心里发毛，娜希德有时会突然放下碗，说我看玛丽亚的眼神比看她更认真。我们之间像隔了层看不清的玻璃，谁都不敢触碰那些细微的情感。

春节后我回上海照顾摔倒的母亲，待了半个月，把母亲安顿好了。出发前我跟她们讲要回去把三人的关系理清：或者安定下来，或者各走各的路。我还准备帮玛丽亚先付几个月房租，消息里她回了一个字同意。谁知回到慕尼黑打开家门，却只见一本蓝色文件夹、旧钥匙和一张字条。娜希德写道：玛丽亚拿到纽伦堡艺术学校的预录取，我也找到那边的工作，感谢你曾给过的家，也感谢你提醒我们那并不属于我们。蓝色夹子里是我两年的油票、维修单和保险单都整理得清清楚楚，最后夹着一张她们画的手绘：我的出租停在火车站，旁边有三个人，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。画的背面有玛丽亚用蹩脚中文写的话，大意是她不能再住在那样的婚姻里。

我像被人抽走了力气，坐在房东楼梯口发怔。当天晚上我开车赶到纽伦堡，差不多两小时的路程里想了很多话，但到了她们的新家门口，反而不敢上去。楼上窗台摆着两盆薄荷，灯亮着，十分钟后娜希德下楼，瘦了不少，但神情很坚定。她问我愿不愿意回去，我反问哪里才是回去，她说不是那个让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家。她并不怪我，只说婚姻不能只靠彼此的需要支撑，最后请求结束这段关系。玛丽亚怕自己再心软，没出来见我，只在窗后默默地抬手向我摆了摆。

后来我签了离婚，搬到离机场近的小屋，夜班仍然开着那辆车。蓝色文件夹我留着，那张小画夹在遮阳板里，等客人的时候偶尔看看，像是对过去的一次温柔记录，也提醒我以后不再因寂寞而将就。